努力开创甘肃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******
甘肃日报评论员
刚刚召开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，深入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认真总结去年我省“三农”工作，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“三农”工作的目标任务。这次会议，对我们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目标，扎实推进“三农”各项工作，奋力开创甘肃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去年以来，我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，统筹推进乡村“五个振兴”，加快改善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，脱贫成果有了新提升，粮食生产实现新突破，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，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，发展动能得到新激发，“三农”工作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。全省上下要乘势而上、再接再厉，围绕建设农业强省的奋斗目标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打下坚实基础。
今天的甘肃，“三农”工作重心已经发生历史性转移，农业产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窗口期，乡村建设进入加快补齐短板的机遇期，城镇乡村进入协同融合发展的突破期。加快建设农业强省，我们具备诸多有利条件，拥有比较坚实的发展基础、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、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、相对健全的支撑体系。但同时也要看到，我省“三农”工作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。在新征程上推进农业强省建设，必须辩证审视“三农”工作面临的形势，既看到有利条件和比较优势，又认清差距不足和短板弱项，坚定信心、主动作为，扬长补短、固强补弱。我们要立足省情农情，总结用好实践经验，把握好规律性认识和原则性要求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坚持改革创新，坚持系统观念，坚持因地制宜，坚持躬身实干，推动农业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。
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，做好全省“三农”工作，关键是把握好“六个聚焦”。要聚焦“守底线”，持续夯实“三农”基石，通过精准有效监测帮扶、加快脱贫地区发展、拓展协作帮扶成果，狠抓耕地提升、种子种质、大类品种、多元供给，抓好防止规模性返贫和确保粮食安全两大底线性任务；要聚焦“土特产”，持续壮大优势产业，通过挖掘“土”的资源、放大“特”的优势、提高“产”的效益，充分释放农业产业发展潜力；要聚焦“能致富”，持续拓宽增收渠道，通过强化技能培训、强化利益联结、强化政策扶持，让农民群众钱袋子鼓起来、日子越过越好；要聚焦“现代化”，持续推进乡村建设，通过积极稳妥开展村庄建设、治污治乱改善人居环境、延伸增效做好设施服务，让乡村更美丽、生活更美好；要聚焦“增活力”，持续深化改革创新，通过优化科技供给、深化农村改革、激发内生动力，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；要聚焦“强保证”，持续完善工作机制，通过健全党的领导机制、协调配合机制、干部培训机制、人才引育机制、要素保障机制、督查考核机制，为“三农”发展提供坚强保证。
务农重本，国之大纲。做好“三农”工作，使命光荣、责任重大。让我们锚定目标，铆足干劲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加快建设农业强省，促进农业高质高效、乡村宜居宜业、农民富裕富足。
师恩难忘******
刘末利
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(历史资料)
